綜合治理
  治理手段之變
  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
  一年12場道德講堂
  激發社會正能量
  通過道德講堂,運用道德的軟力量,把法治與德治有機結合;通過自律互律他律,把散居在院落中的個人的行為,納入到共同行為準則的軌道;註重利益關係的調節和社會關係的協調,以平等的對話、溝通、協商、協調等辦法化解社會矛盾……在改進社會治理方式過程中,“堅持綜合治理”明確了要綜合運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來進行社會治理,社會治理要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在成都,以道德講堂、法治大講堂等為代表的社會“軟治理”之道正激發出越來越大的社會正能量。
  一年12場道德講堂
  倡導文明風尚
  “崇德向善”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追求。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是重要的一種方式,通過推動形成好人好報、善有善報的正向機制,形成崇善向德、見賢思齊的社會氛圍,從而運用道德的軟力量,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發揮道德力量的示範和引導作用。
  “我們開展道德講堂的目的也正在於此。”就在不久前,成都市文明辦下發了《關於做好2014年道德講堂工作的通知》,對新一年成都新市民道德講堂進行了計劃安排。“道德講堂就是要講述我們身邊好人的道德故事,讓每一個人都能成為道德的傳播者、踐行者和受益者。”市文明辦介紹,今年成都新市民道德講堂從4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2月,每場人數都在80人以上。講堂將圍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各類講堂全面開展活動的基礎上,著力提升講堂活動質量,規範儀式流程,探索創新活動。充分發揮總堂活動示範效應,完善道德講堂講師庫和故事庫建設,大力推進“點講”、“巡講”活動,進行“婚禮”、“成人禮”、“壽禮”等典禮儀式活動試點,創新開展“流動道德講堂”進基層活動,切實提升全市道德講堂活動水平。
  助人為樂、誠實守信、敬業奉獻、孝老愛親、見義勇為,這些都是永恆的主題,但各類講堂的宣講形式卻是結合群眾需求、百花齊放。唱一首歌曲、看一部短片、誦一段經典、講一個故事、作一番點評、發一份善心、送一份吉祥,“七個一”的流程規範如今已經深入人心,根據講堂實際,還增加了“行崇德禮”、“自我反省”、“念勸善詞”、“一堂一善事”等環節。
  為了適應形勢發展變化,成都的道德講堂還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進行推陳出新。結合基層工作實際,創新道德講堂活動形式,在缺乏固化場所的社區(村鎮),結合“百姓故事會”、“法治大講堂”、“文化惠民”演出等,廣泛開展“流動道德講堂”進基層活動,通過邀請或鼓勵當地名人、能人、好人、老黨員、老革命以及德高望重之人開展道德宣講活動,不斷提高道德講堂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與此同時,在道德講堂活動中成都還大力推進“點講”“巡講”活動,結合第三屆成都市道德模範評選表彰,將新入選道德模範先進事跡編輯整理納入道德講堂故事庫。整合市、縣兩級道德講師庫和故事庫資源,面向基層講堂開展“點講”、“巡講”活動。“基層講堂可以通過成都文明網開展 ‘點講’,每個區(市)縣不少於3場。同時,專業團隊還組織開展‘巡講’,覆蓋區域主要是社區(村鎮)、學校及文明單位道德講堂。”市文明辦相關負責人說,道德講堂是人們交流感情、溝通心靈、化解矛盾的橋梁,通過身邊好人的道德故事的言傳身教,讓好人事跡激發人們崇德向善的動力,從而運用道德的軟力量,營造出“積小德為大德,積小善為大善”的良好風氣,讓文明之風鼓盪蓉城。
  規範社會行為
  創造舒暢的社會環境
  都江堰柳街鎮黃家大院,黃大爺正在打理院子,他身後屋子的外牆上,粘貼著一封責任書,明確了他門前的公共區域為責任管屬區。“現在這裡鳥語花香,但在以前卻是雜草成堆。”黃大爺說,如今黃家大院已被評選為“優秀院落”,這一切都得益於院落管理委員會的建立,以戶為單位將院落劃分成若干責任區,不僅明確了責任主體,還建立了評比激勵機制,形成了自家院落自家管、公共區域專人管的工作機制,院落的環境也由此發生了轉變。
  “柳街的成功,就是通過自律、互律、他律,把散居在院落中的個人的行為,納入到共同行為準則的軌道,形成既維護社會公共權益,又要尊重個人合法權益,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社會環境的規範體系。”都江堰柳街鎮相關負責人介紹,該鎮位於都江堰市最南端。其中,農民集中居住區7個,散居院落364個。
  為了改變院落髒亂差的現狀,柳街鎮將黃家大院作為試點,推出一套“政府引導、支部帶頭、群眾做主、全民自治”的工作思路。通過自籌資金、自我服務、共享管理成果,建立和完善行為規範體系,從而推進院落自治管理。
  據介紹,由院落管理委員會負責主持召開住戶會議,倡議按每人每年20元自願繳納衛生管理費,費用主要用於民主選舉出的院落保潔人員勞動報酬的補充。同時,將各院落以戶為單位,劃分成若干個責任區域,由農戶進行責任區域的清掃保潔,並自覺簽訂院落自主責任書。各區域民主選取一名負責人,負責本區域內環境整治的協調工作。農戶每天對責任區域進行清掃保潔。為了保證院落整治的長期性,還開展了“優秀院落”的評選,對環境優美的優秀院落,獎勵健身娛樂設施,調動村民參與的積極性。
  如今,村裡的院子環境美化了,基礎設施完善了,鄰裡和諧了,這一切都是得益於這套行為規範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調節利益關係協調社會關係
  解決社會問題
  除了註重道德的示範引導和社會行為的規範,成都在綜合治理中還特別註重利益關係的調節和社會關係的協調。創辦於1992年的成都海峽兩岸科技產業園區,高度重視利益協調機制平臺建設。為方便園區企業和職工辦理勞動、就業、社保業務,及時妥善處理勞資矛盾,投資800萬元成立了科技園勞動保障服務中心。當國際金融危機波及園區勞動關係穩定時,開展了不裁員、不減薪的“共同約定行動”。同時,建立了園區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機制和勞動仲裁調解委員會,不斷完善企業和職工溝通協調機制。園區積極依法建立工會組織和雇主組織,不斷拓展覆蓋面。此外,還通過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許多企業職工工資增長規範。“正是通過運用教育、對話、協商、談判等方式解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才更好地調節和保護各方面的利益。”據介紹,目前園區員工勞動合同簽訂率達98%以上,社保參保率達96%以上,100%的企業都及時足額支付員工工資,勞動關係和諧穩定。
  在協調社會關係方面,成都還特別將錦江區作為“社會協調發展創新區”。積極穩妥地推進社會管理理念、制度、體制、機制、方法創新,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社會管理創新“1353”模式,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局面得到不斷鞏固和完善。通過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務的方式,以平等的對話、溝通、協商、協調等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成都商報記者 劉文藻
  源頭治理
  治理環節前移
  從事後處置向源頭前移
  成都基層源頭治理網絡正在形成
  一個多月前,武侯區拋出一項全新的社區網格治理機制系統性改革方案,在這份新的改革方案中,武侯區的社區治理架構變成立體的四級網格體系。按照這一思路,武侯區的社區將被劃分為四級網格體系,社區黨組織、社會組織、志願組織和駐區單位“多元參與、協商共治”社區,所有的社區服務(包括行政服務事項)均由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
  目前,武侯區已出台包括準入管理、資金監管以及社會化評估等在內的“1+7”配套制度,進一步規範行政事務準入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
  由此,以人、事、經費的改革為主要內容,以社區黨組織為核心、社區自治組織為主導、社區居民為主體,社區社會組織、志願服務組織和駐區單位等共同參與的社區治理新機制基本形成。
  引導社會多元主體
  參與社區治理
  網格立體化、主體多元化、服務社會化,此次武侯區將探索構建四級立體網格,細分至自治院落、物管小區,甚至是樓道,以社區居民為購買主體,社會組織和志願服務組織採取競爭性選擇方式,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把適當的社區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事項交給各類社會主體承接。
  對武侯區的做法,成都信息工程學院副教授代曦這樣直觀描述:“在發達國家社區里,一個人想戒酒,社區里就會有專門的戒酒組織幫忙,組織成員大多是戒酒成功的人。這樣的社會組織在發達國家每萬人的比例達到13%(1萬人中就有1300個社會組織),從而實現社區完全的自我治理。武侯區的改革,就是在向這個目標努力。”在她看來,武侯區的這套社區治理改革方案走在了全國前列。
  在新的改革方案中,武侯區的社區治理架構變成立體的四級網格體系。“以前在平面網格中,社區的管理人員就那麼幾個。現在立體化了,每個居民都可以參與到社區治理當中。”代曦說。
  政府購買服務並不是新鮮事,但武侯區的政府購買服務與很多地方不同———社區所有服務(包括過去由上級政府交辦給社區的行政事項)均由政府購買,即“無限購買”。也就是說,以後凡是涉及到社區里的服務事項,均需要由政府掏錢購買,即“費隨事轉”。
  在過去的社區治理體系中,武侯區各個街道聘用了近600位政府雇員擔當社區綜合協管員,這些人的工作就是從事社區服務。實際上,政府向這些人購買的社區服務是購買了“崗位”———上級部門可以壓很多社區服務事項到這些“崗位”上,卻不能保證服務的專業水平和質量。且因為崗位與街道捆綁,人已經“半行政化”了,乾好乾壞一個樣。
  在這次改革中,武侯區將讓這些政府雇員與街道解除勞動關係,引導他們進入社會組織。一些能力強的轉崗人員,可組建社會組織參與政府購買競買。“從此,政府就把購買社區服務從‘買崗位’轉變為‘買服務’了,而且是購買競爭性服務,效果會好得多”,代曦認為,這是此次改革最大的亮點。
  據悉,為保障改革深入推進,武侯區對下沉到社區的公共服務事項進行了全面梳理,已確定將9大類140餘項公共服務事項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目錄,由政府出資向社會購買。
  社區矯正
  化解基層矛盾
  因為故意傷人,郫縣村民何長水被法院判處緩刑後回到社區接受社區矯正。儘管被判了刑,也賠了錢,但他的心並沒服,對受害者的怨恨沒有化解。郫縣司法局的工作人員走進社區,和他傾心長談講法律,而且還幫助他創業致富,真正消解他心中的恩怨,將基層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司法人員此舉,正是成都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四個治理”原則中“源頭治理”的眾多事例中的一個。人民調解化解基層矛盾,律師進社區,公證進社區,服刑人員在社區接受社區矯正……成都基層源頭治理網絡正在形成。
  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源頭治理明確了社會治理方式的次序,即不同社會治理方式的優先次序、輕重緩急、標本關係。《決定》指出:“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經過努力,成都基層源頭治理網絡正在形成。成都市司法局共有316個司法所。每個司法所沿街而建,一樓設計成便民服務大廳,各類牌匾制度等都規範上牆,人民調解工作、社區矯正、法制宣傳等工作穩步有效開展,有的甚至都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國前列。成都還著力推進律師進社區、公證進社區等,第一時間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務,也能第一時間從源頭上發現矛盾,併進行化解。治理環節從事後處置向源頭前移。
  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彭州市派駐法律顧問進入各村社,為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務。以2014年3月為例,法律顧問坐班次數達到了546次,贏得老百姓的普遍贊譽。龍泉驛區司法局開展了法律援助律師“點援制”。所謂“點援制”,是指申請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在法律援助中心建立的法律援助點援律師名錄中自主選擇律師,再由法律援助中心通過所在律師事務所指派。錦江區司法局則加大法律援助規範化工作,在錦江區打造“半小時法律援助圈”,居民在社區半小時內就能申請到法律援助。
  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曾荻認為,“源頭治理”的內涵應包括多元主體的治理、多源治理、權源的治理和多樣性治理運作方式的治理,也就是說,“源頭治理”要系統理解。成都的這項系統工作已全面佈局併在產生越來越好的效果。
  成都商報記者 韓利 孫兆雲  (原標題:依法治市折射全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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